管窺2000—2020年中國音樂史學史之現(xiàn)狀

中國音樂史學史是以“反思之反思”為主要特點，以對歷代音樂史學遺產(chǎn)和活動進行系統(tǒng)的反思和總結為主要內(nèi)容的學科。相較于中國史學史的研究狀況，中國音樂史學史的研究起步較晚，系統(tǒng)性專著和相關文章較為匱乏。近年來，學術界對音樂史學史這一學科的重視程度逐漸提高。現(xiàn)在“中國知網(wǎng)”中以“音樂史學史”“音樂史學”等為關鍵詞進行檢索，搜集整理了2000—2020年“中國知網(wǎng)”收錄的重要期刊中的相關文章，并選擇其中的典型作簡要的綜述。

對學科屬性與基本概念的探索

明確中國音樂史學史學科的概念與內(nèi)涵、研究方法、獨有特點、發(fā)展機制、書寫范式及其地位等是推動該學科深入發(fā)展的基礎和前提。近20年來，與音樂史學史相關的文章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學科基本性質(zhì)和理念的認識。關于中國音樂史學史學科，學術界大都以中國史學史中“……是研究歷史學發(fā)生、發(fā)展與各個時期史學活動狀況及其與各種社會因素相互關系的學科”的學科定位為基礎，并進一步指出中國音樂史學史是一門關于各歷史階段中國音樂史學發(fā)展的研究。雖然學者們的表述在細處各有不同，但對其內(nèi)涵的闡釋基本一致。例如，鄭祖襄在《中國古代音樂史學史的幾個基本理論問題》中提出：“音樂史學史雖然是音樂史學的一部分，但它卻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它是音樂史學工作者對自身及以往研究的反思與自省，從中獲得經(jīng)驗和教訓?！甭迩卦凇吨袊魳肥穼W史研究的意義——研究屬性、觀念、范疇和范式的思考》中，從學科基本屬性方面強調(diào)了音樂史學史研究的重要性和音樂史學史在史學學科中的重要地位，指出音樂史學史不僅是一門專題史，同時還是一門有關歷史學科的歷史，具有鮮明的學術史性質(zhì)。

第二，對中國音樂史學史的學科內(nèi)容與研究內(nèi)容的認識。關于這一問題，學者多對中國史學史研究內(nèi)容進行探討，并結合音樂及音樂歷史研究獨有的特點提出各自的見解。例如，修海林在《中國音樂學術史研究的學理性思考》中，結合音樂學術史的研究對象，提出“果、流、變、評”“四象”，即歷史上產(chǎn)生的音樂學術成果、音樂學術流派、學術思想的嬗變以及歷史上音樂學術成果的評價。洛秦指出，音樂史學史研究的核心應是對音樂學術進行歷史性思考。鄭祖襄則認為音樂史學史的研究目的在于研究音樂史學著作是如何寫成的，應以音樂史學著述為研究對象，分為對音樂著述的時代和社會條件、音樂史家人物、音樂史著述的把握三方面內(nèi)容。除上述文章外，鄭錦揚在《中國音樂史學發(fā)展的四種重要視野》一文中，提出中國音樂史學史的研究內(nèi)容，指出該學科發(fā)展的三個方向：音樂史學體裁、著作撰著與研究、音樂歷史文學。

第三，對中國音樂史學史書寫范式與研究范式問題的探討，對“范式”的把握是音樂史學史學科建立并進行研究的必備條件之一。洛秦提出中國音樂史學史研究的書寫范式應注重“非實證”“重過程”“批判性”三個特征，在把握這三個特征的基礎上，追求研究范式的突破，推動該學科發(fā)展。劉勇在《論以人物為主線的音樂史學史寫作》中，提出了“以人物為主線”的寫作方法。他認為，采用這種方法，有利于做到“人學互見”，增加史學著作的親切感；有利于從人物內(nèi)心了解人物及其學術；有利于觀察學統(tǒng)、學脈、學術之形成和發(fā)展。

中國音樂史學史中大小專題的研究

近年來，中國音樂史學史研究范圍早至先秦晚至當代中國音樂史學的發(fā)展，研究對象包括對史家及史著的解讀、中國音樂史學整體發(fā)展趨勢與斷代音樂史學的研究以及音樂歷史研究方法的探索等。下文將擇其中要點作簡要論述。

音樂歷史觀的衍變及認識論、方法論的發(fā)展

謝保成在《中國史學史》一書中，將史法作為史學史研究應重點關注的內(nèi)容之一，其中“史法”是指“史學得以形成、發(fā)展的方法，包括歷史編纂法和歷史研究法”。在音樂史學史領域的研究中，涉及“史法”的文章多為對音樂歷史研究方法、歷史觀的梳理。例如，田可文在《歷史的觀念：中國音樂史學與史學的關系及其他》一文，從宏觀角度對中國音樂史學對歷史學方法的借鑒、中國音樂史學家應有的歷史觀念、中國音樂史學的適時評價、中國音樂史學家的歷史態(tài)度等問題進行了討論。馮長春在《新時期中國近現(xiàn)代音樂史學研究觀念的更新與實踐》一文對改革開放三十年來近現(xiàn)代音樂史學中音樂觀、音樂史觀與音樂史學觀的變遷進行了論述。

在對音樂歷史研究方法的反思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王志軍的《歷史發(fā)展與反思：中國古代音樂史學術方法與研究之關系探賾》，其中總結了中國古代不同時期音樂史學研究的學術理念與研究方法具有的重要作用，并對其歷史貢獻進行了分析探討。還有肖艷發(fā)表的《多重證據(jù)法的運用與深化——中國音樂史學史證范式研究》一文，著重論述了“多重證據(jù)法”在中國音樂史研究中的流變和運用，對中國音樂史學史證范式研究的推進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在音樂史觀方面，程興旺的《1949年以來中國音樂史學中唯物史觀的回顧與思考》一文中，將這一時期音樂史學的研究分為“接受嘗試、謹慎前行、大膽創(chuàng)見、恢復發(fā)展、多元并舉、創(chuàng)新推進”六個階段，并對每一階段的發(fā)展做了總結。劉鵬帥在《宋代音樂史觀流變研究——以近百年來中國音樂史著的考察為中心》一文中，以音樂史著為研究載體，考察了宋代音樂史觀由進化史觀向多元化史觀的流變過程，以及音樂史觀影響下史著的撰述特征和國內(nèi)外宋代音樂史觀的關系和互動。此外，徐元勇《談中國音樂史學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陳永《詮釋學與中國音樂史的研究》也涉及對該問題的討論。

對音樂史家、史著的研討

音樂史家、史著與史學成果及其特點是“音樂史學遺產(chǎn)”的一部分，對此類專題問題的梳理對總結和傳承優(yōu)秀音樂史學遺產(chǎn)至關重要。在論及這一學科研究的內(nèi)容和范疇時，多數(shù)學者都強調(diào)了這一專題研究的重要性。

第一，音樂史家。對這一問題進行梳理，可以使音樂史研究中歷史觀的衍變軌跡、歷史上音樂史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發(fā)展情況清晰地展現(xiàn)出來。對該問題的研究也可謂是一大“熱點”，尤其是針對以王光祈為代表的近代音樂史學家，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以楊蔭瀏、黃翔鵬等為代表的當代音樂史學家的研討日益增加。此類文章多述及音樂史家的生平、學術成果、史學觀念，并對其成果與特點進行有針對性的評價與論述。例如，鄭祖襄《黃翔鵬學術研究中的音樂本體思想與實踐》、劉再生《論“楊黃學派”史學思維的基本特征》、朱國偉《黃翔鵬“斷層”分期觀之意義》等。

第二，音樂史專著。學術界將中國音樂史學學科的起點定在20世紀初，并將葉伯和于1922年所著的《中國音樂史》作為中國音樂通史的開山之作。而對于我國古代有無音樂史學、有無音樂史著這一問題，田可文在《百年歷程：中國音樂史著作的撰寫史》中有所論述，該文章對現(xiàn)存的中國音樂史著作的撰寫史進行了梳理，并指出中國古代對音樂的記述“并非屬于‘音樂史學’的范疇，而是屬于‘音樂史料學’關注的內(nèi)容。我國真正開始對音樂史學進行研究是在20世紀初”。然而，近年來，有學者對此做出了不同的論述，王小盾、金溪在《中國古代的音樂史書寫》一文中認為，“中國古代音樂史書寫經(jīng)歷了從斷代史到通史、從分類史到綜合史、從別錄到總錄等演進過程……中國古代的音樂史書寫，實際上是中國古代史學書寫的組成部分”。

對中國近現(xiàn)代音樂史著的挖掘和認知一直是中國音樂史學史領域關注的重點，但是論及研究傾向，多致力于已出版的如葉伯和《中國音樂史》、鄭覲文《中國音樂史》、楊蔭瀏《中國音樂史綱》等音樂史著作，并將其視為“一定歷史時期的‘典型’文獻”，以此總結同一時期音樂史書的共同特征。例如，鄭祖襄在《“明道救世”與近代中國音樂史學》中指出，近代音樂史學的幾部重要著作（葉伯和《中國音樂史》、鄭覲文《中國音樂史》、王光祈《中國音樂史》、楊蔭瀏《中國音樂史綱》）在西方音樂大量傳入的影響下產(chǎn)生了中國音樂的新理念，建立起中國音樂史學新的“道”，同時又在現(xiàn)實社會中發(fā)揮了文化救國的意義。雖然這四部著作的內(nèi)容、體例各不相同，但“明道救世”卻是它們共同的特征。其他具有代表性的論文還有修海林《近代中國音樂史學科起步階段的探索性成果——葉伯和<中國音樂史>述評》、劉真《鄭覲文音樂著述研究》、修海林《中國古代音樂史學科完成現(xiàn)代學術轉(zhuǎn)型的第一本著作——從音樂學術史角度看王光祈的<中國音樂史>》、孔培培《楊蔭瀏著<中國音樂史綱>和<中國古代音樂史稿>比較研究》、鄭祖襄《中西音樂比較之下的尋根之作——重讀蕭友梅的三部“中國古代音樂史”》、田可文《百年歷程：中國音樂史著作的撰寫史》、楊善武《20世紀中國音樂史學的著述特征及學術遺產(chǎn)》等。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一些并不是由出版機構正式排版印行的“隱形”史著也被部分學者重視，尤以陳荃有等的研究為代表。例如，丁紀園《沉淵之珠 開山之作——顧梅羹〈中國音樂史〉的發(fā)現(xiàn)經(jīng)過及內(nèi)容介紹》、陳荃有《對中國近現(xiàn)代音樂史著的發(fā)掘與認知》等。學者對此類專著挖掘整理的興起標志著音樂史學遺產(chǎn)的清理研究前進了一大步，這對逐步摸清中國音樂史學的發(fā)展規(guī)律大有裨益。

中國音樂史學整體發(fā)展趨勢與斷代音樂史學的研究

對中國音樂史學史的整體發(fā)展趨勢進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將某一朝代或時期的史學發(fā)展作為研究選題也非常有必要。如果要做到系統(tǒng)、條理的論述，則需要學者對音樂史的發(fā)展進行整體把控。其中，陳永的《中國音樂史學的近代轉(zhuǎn)型》一文極具代表性，文章將中國近代音樂史學的歷史發(fā)展進程劃分為三個階段，并從音樂史觀、音樂史著書寫范式、音樂史學研究方法的轉(zhuǎn)型三個方面進行了綜合性的論述。此外，馮長春在《中國近現(xiàn)代音樂史學史巡禮》一文中，以“在‘大躍進’中奠基”“教科書編寫”“專題史研究”“史料建設”“重寫音樂史”和“音樂史學觀念更新”6個關鍵詞對中國近現(xiàn)代音樂史學60年的發(fā)展歷史及其主要特征作出巡禮式論述與概括式總結，簡要梳理中國近現(xiàn)代音樂史學發(fā)展的主要面貌與基本特征。

在古代音樂史學研究的梳理方面，李琳倩在《時代發(fā)展中的中國古代音樂史學研究掠影》一文中，將中國古代音樂史學的發(fā)展分為20世紀20年代—1949年、1949—1977年、1978—1999年、2000年至今四個階段，并對每個階段史學研究及發(fā)展特點做了論述。此外，羅原的《關于中國古代音樂史學研究現(xiàn)狀的若干思考》一文也對20世紀20年代中國古代音樂史學史誕生以來的發(fā)展歷程進行了梳理。

梳理中國音樂史學產(chǎn)生、發(fā)展以及新生的歷程及相關的各種現(xiàn)象對清理音樂史學遺產(chǎn)、闡明音樂史學演進過程與揭示史學發(fā)展規(guī)律有著舉重若輕的作用，但相較于對音樂史家與史著的研究，這一領域的相關研究還極為薄弱，期待學術界的進一步重視。

自中國音樂史學誕生以來，其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要想將這些研究成果繼承下來，并將之轉(zhuǎn)化為推動音樂史學研究前進的“養(yǎng)料”，就必須研究中國音樂史學。

近年來，中國音樂史學史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尤其是在2017年10月，浙江溫州舉辦了“中國音樂史學史”專題學術研討會，對中國音樂史學史的史實、史觀及書寫范式等議題展開了集中深入的討論，并取得了許多優(yōu)秀成果。然而相較于至今已有百余年研究歷史的中國史學史，以“音樂史學史”為題，或?qū)χM行專題式的研究并不多見，其更多是在相關研究中有意或無意的涉及。由此可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與中國音樂史學史相關的理論認識逐步明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現(xiàn)有的研究文章依舊較少；同時由于音樂的特點，相關研究對“音樂史學史”的研究對象、任務、方法等的認識仍較為含糊。

第二，對音樂史著的研究持續(xù)向前推進。學術界對未見刊的“隱形史著”的重視體現(xiàn)出總結優(yōu)秀音樂史學遺產(chǎn)的重要性。同時，研究者也開始有意識地將各類音樂史著置于時代的音樂歷史發(fā)展進程中進行審視，并試圖揭示史學觀乃至音樂史學的發(fā)展規(guī)律。

第三，從音樂歷史視野對中國音樂史學史的整體發(fā)展趨勢的研究仍顯薄弱。音樂史學史是從發(fā)展角度研究音樂史學，其中針對音樂歷史研究中歷史意識、歷史思想發(fā)展的過程以及史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發(fā)展情況可以被認為是研究的主線，但是針對該部分的研究較少，期待學術界進行深入研究，并取得優(yōu)秀研究成果。